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体制改革要有压力，没有压力，不会有改革的动力。http://www.hibor.com.cn【慧博投研资讯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先生认为，1980年代的中央向地方的分权让利，结果就是中央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。http://www.hibor.com.cn（慧博投研资讯）当时的改革者为自己“制造”了一场足够使得他们下大决心进行改革的危机，可谓“壮士断臂”之举。实际上，向地方分权会导致“乱”，改革者非常了解这样的结果。但为什么他们还要竭力去推动分权呢？这就是他们的改革策略。《体制改革要制造促成改革的压力》，危机导致改革，改革促成制度改革和创新。分权所造成的危机，促成了中央政府在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，确立了新的税制。此后，中央政府比较顺利地进行了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改革，和“抓大放小”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。财政税收、金融和国有企业体制的所有这些改革，重新构造了中央地方关系。  对于改革的逻辑，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则认为，所谓改革就是两个东西：第一有没有冒出芽；第二冒出来的东西能不能被吸纳到政策、法律制定过程中，即制度化，这是改革的过程。《改革就是把不合法的经济合法化》。从这个角度看有两面：第一，无论从哪个领域看都有改革因素、改革元素、改革的自发冲动，但今天的吸纳能力还不够，因为意见分歧，因为里面的利益平衡遇到困难，很多事情有自发活动却没有被制度化，要适当加快过程。第二，是否要重新设计什么东西？在制定政策、制立法律时需要有广阔视野，参照整个人类文明，看看其它国家的做法，国际经验、历史、理论元素都要有，没有这些元素把这些东西匆匆忙忙立了，明天不合适又改，这会很混乱。总的来说第二个过程比较慢，所谓加快改革是要加快这个层次的改革。  中国改革充满挑战，因为中国的转型具有双重使命：既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，又要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。  越来越多的人们通过阅读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认识到，经济发展起步以后，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可以顺利地不断前进，相反，由于旧制度的存在，经济发展会使得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趋于紧张。在中国这种紧张关系更是频繁不断出现，因此中国改革经常面临进与退的艰难选择。  自从1978年中国重启现代化进程以来，中国改革充满曲折。尤其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让这一进程再次停摆。此后复杂的国内外背景，使得中国现代化面临中断的危险。不过，通过将改革目标确立为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”，中国顺利走出困境。就像周小川所说：“这一提法所确立的中期目标为今后20年（甚至20年以上）的经济体制改革给出了一个稳定的导向，统一了思想，避免了无休止的争论和实践中的徘徊，具有很强的方向性、前瞻性和推进性。”  今天中国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。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放慢，另一方面资源短缺，环境破坏愈演愈烈，腐败蔓延，贫富差别悬殊。中国改革再度面临艰难选择：今后10年乃至20年的发展主要依靠什么驱动，如何推进平稳转型，跨越中国的“卡夫丁峡谷”？  
        历史告诉人们，停滞和倒退没有出路。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改革”。唯一的出路就是正视中国的现实问题，解放思想，集思广益，打破既得利益格局，坚持不断的、深入的改革。这既需要政治智慧，更需要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