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期总编：刘天智
        《政治“正统化”与经济“市场化”交集是财政民生化》：反腐败主要在于缓解“民声”对现实问题的不满，减少“负能量”；加强“意识形态”斗争，则是要管控当前“社会矛盾多发期”，可能存在的对社情民意的“原则性误导”；但要寻求社会稳定的“长治久安”，则必须建立在政府职能转型（加大民生保障）之上，而在政府将“日益有限”的财政资金从“投资稳增长”转移到“财政保民生”之上后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、资金来源，就只能从民资、外资等“非公资本”上寻求“增量”，而要吸引“非公资本”的参与，就只能透过经济结构转型所释放的改革红利，而这整个“改革链条”，有望借助此次“三中全会”的政策加以“贯通”！  
        《建自贸区是弥补财政转向民生后“发展资金”不足》：经济改革的侧重点在于，政府从“大力投资推动经济增长”的第一线回撤，节省下大笔财政资金，有助于回到“政府保障民生、服务社会”的应有位置上；而政府“退出投资领域”后，推动经济发展所留下的“投资缺口”，必须依靠吸引更多民资、外资等“非公资本”来填补，而要形成对这些“非公资本”的吸引力，释放“改革红利”成为必然，在这种背景下，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实验区“异军突起”，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代表，而自贸区的主要吸引对象，恰恰就是外资、民资！